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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民工年齡結構趨向老化
發布時間:2015-12-18 出處:
我國農民工年齡結構趨向老化

5月19日,記者從國家統計局獲悉,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的情況顯示,近年來農民工平均年齡快速提高,青壯年農民工所占比重快速下降,年齡結構趨向老化,我國農民工進入加快老齡化階段。

  該數據跟之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相吻合,該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仍在繼續增加,增速在繼續回落,年輕農民工比重逐年下降。

  分年齡段看,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16至20歲占3.5%, 21至30歲占30.2%,31至40歲占22.8%,41至50歲占26.4%,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

  數據顯示,40歲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繼續下降,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5.5歲上升到38.3歲。2014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8.3歲,比2010年提高2.8歲,年均提高0.6歲。40歲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6.5%,比2010年下降9.4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7.1%,比2010年上升4.2個百分點。按農民工的就業地分,2014年本地就業農民工平均年齡43.4歲,其中40歲以下所占比重為37.6%,50歲以上所占比重為27.3%;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3.2歲,其中40歲以下所占比重為74.9%,50歲以上所占比重為7.2%。


國家統計局獨家解讀: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影響幾何?

 對于我國農民工年齡結構加速老化,本報記者特就此采訪了負責該調查的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

  問:根據監測,我國40歲以下農民工比重逐年下降,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趨勢漸顯,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農民工快速老化與我國社會發展有關。1962年到1972年這10年正處于我國生育高峰期,加上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恰逢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量青壯年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成為農民工。該年齡段的農民工占比較大,超過四分之一。目前,這部分農民工正逐漸步入50歲以上的階段,這也是老齡農民工人數快速增加的原因。而40歲以下農民工正是農村生育高峰過后出生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近年高校大幅度擴招,使得新增青年農民工數量大幅萎縮。從長遠看老化的趨勢還將加速。

  問: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是否對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產生一定的助推作用?

  答:這也是要說的另外一個原因。此外,中西部地區就地就近轉移的農民工大量增加,也對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產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2014年外出農民工比2010年增長9.7%,本地農民工比2010年增長19%;本地農民工在農民工中所占的比重為38.6%,其中,中西部地區本地農民工占比為45.1%。而就地就近轉移農民工的突出特點是平均年齡大,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多,就地就近轉移農民工大量增加,在新增農民工中增加了部分大齡農民工,也加大了農民工總量中大齡農民工的數量。

  問: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答: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4億人,占全國人口比重超過五分之一。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一方面,由于新增農民工數量減少,難以滿足市場需求,使得農民工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新增農民工就業偏好發生明顯變化,趨向選擇體面的工作,導致農民工區域性、結構性短缺問題凸顯。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傳統行業中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非常突出。

  問:如何應對農民工年齡結構老化對我國經濟產生更深層次的影響?

  答:這一轉折性變化意味著過去依靠人口紅利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基礎已不存在,倒逼產業技術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所以,各地應高度重視農民工培訓,提高農民工培訓覆蓋面、針對性和有效性,盡快造就一代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新型農民工。

  問:除此之外,還應當注意哪些方面的影響?

  答:我們不僅應當看到它對經濟的影響,還要看到在社會層面產生的影響。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2014年50歲以上農民工“五險一金”繳納情況均低于農民工平均水平,其中在參保率方面,工傷、醫療、養老、失業、生育以及住房公積金都比平均水平低。在農民工整體保障水平低的狀況下,老齡農民工的保障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應高度重視老齡農民工的養老問題,城鄉聯動,戶籍地與務工地聯動,尋找有效解決途徑。(中工網記者 趙劍影)


高齡農民工無心退休只怕養老沒保障

 66歲的文叔是清遠人,雖然過了退休年齡,但因為擔心養老沒保障,他依然每天四處拉貨。文叔是高齡農民工的典型代表——高齡農民工,是指50歲以上的進城務工群體。廣州高齡農民工的數量或超50萬人,他們大多是上世紀80-90年代來到廣州的第一代農民工大軍。記者近日走訪這個群體,關注他們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

  擔心沒錢養老 66歲繼續做

  文叔今年66歲,在長壽路一帶幫人用三輪車搬運貨物。記者見到文叔時,他支了塊木板坐在三輪車上,卷起褲腿,一邊抽煙一邊等著開工。

  文叔是清遠人,上世紀80年代,他洗腳上田,南下廣州打工,成為一家修理運輸社的工人。然而,隨著90年代大批國企倒閉,文叔也下了崗。

  “年紀大了,找工作哪里還有人要?所以就決定單干了。”從這時起,文叔騎著自己的三輪車,幫人搬貨。

  文叔心里清楚,年紀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從前,他背100斤的貨物走上9樓,大氣都不喘,現在背著100斤的東西,途中要休息兩三次。“不能退休啊,擔心不夠錢養老。現在最希望的就是少生病,能多干幾年。”文叔說。

  但病痛總會在不經意間來襲。來自湖南的趙水平已經56歲,目前在芳村的一家工地做雜工,每天負責搬運陶泥。他說,自己已經牙疼了好多天,導致半張臉一直腫脹。“但不敢上醫院,不知道得花多少錢。”

  子不肯承父業 體力活難找人

  如今的高齡農民工,絕大多數是上世紀90年代左右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工。56歲的裝修工人鄭師傅便是其中之一。他工作的地點,位于西塱一處新落成的樓盤,如今正趕著將房子裝修好,迎接新業主。

  鄭師傅告訴記者,在這個裝修團隊里,10個人中有7人超過40歲。而年齡最小的就是他剛年滿20歲的小兒子。父子兩人一起做瓷磚工,兒子負責切磚,父親負責貼磚。

  長年在裝修工地上工作,鄭師傅耳朵不太靈光,總要靠近他耳旁說話,他才聽得清。他說,做裝修這行,每天能賺200~300元,收入不錯。看著一旁拿著鋸齒切磚的兒子,他希望小鄭子承父業,但兒子卻撇撇嘴,“太辛苦了,做一段時間準備去工廠。”對于兒子的打算,鄭師傅表示理解,“做我們這行太辛苦了,天天用手和水泥,找老婆都難,人家看不起你。”

  鄭師傅坦言,他們這一輩出來打工時,自己和身邊的人都20~30歲,可時間過去20多年,身邊仍是這一群中年人。“以后恐怕更難找到人來干苦力活了。”

  未來:有人悶頭苦干,有人自我提升

  “我要干到自己干不動為止。”在采訪中,大多數受訪的高齡農民工都有著這樣的共識,對于“退休”,他們沒太多的概念。

  今年57歲的包荷花和丈夫余壽松在白云區精神康復醫院當護工,一做就是18年。包荷花坦言,由于沒有退休工資,“退休”對她來說沒什么感覺。她告訴記者,她所在的醫院,有上百名護工,近半都是年逾半百的中年人,她并不覺得自己很特別。

  相比之下,45歲的黃源智對未來很有想法。從工地鋼筋工做起的他,如今已成為基層管理人員,還擁有自己的辦公桌。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沒想到原本干體力活的,現在變成干腦力活的了。”

  顯然,黃源智從一開始就為自己的將來做好了打算。上世紀90年代,他還是20多歲的小伙子,放下家里的農活,來廣州打工。他跟著老資歷的施工員學習如何看圖紙,畫圖紙,并自學各種建筑書籍。終于,他從一名工人成為工地的鋼筋翻樣員——“自我提升,事業才會有出路。”黃源智總結說。 


高齡農民工出路在何方

  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分別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雖然參保率逐年提高,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然而,即使是有了養老保險,由于農村的養老保險水平很低,大多數高齡農民工稱,每月的保險金額不超過100元。

  此外,兒女工資收入不穩定,難以贍養老人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趙水平說,兒子今年20歲,平時靠幫人開車拉貨為生,工作不穩定。他不能再給兒子增加負擔,因此選擇外出打工。

  對此,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吳克昌認為,農民原本主要依靠土地和家庭養老,但隨著城市化,這種保障模式被打破。由于缺乏新的保障制度,高齡農民工不太可能純粹靠土地來解決養老、醫療問題,他們必須通過繼續勞動維持生計。所以,高齡農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這不是靠某個企業就能解決的問題,而需要整個社會養老制度的完善。”

  據介紹,目前學界一般將農民工群體細分為第一代農民工(高齡農民工屬于該群體)和第二代農民工(或稱新生代農民工)。

  吳克昌認為,第一代農民工生存條件差,養成了吃苦耐勞、要求不高的特點,能夠接受體力勞動量很大且工作環境惡劣的建筑業。但到他們的后代“出場”,無論眼界、文化和環境,都與父輩不一樣,因此很難要求他們繼續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

  他坦言,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出現。但從好的方面來看,這會促進勞動力報酬待遇提高,同時也會倒逼產業的自動化改造,促進產業升級。

  上月月底,國家統計局發布《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繼續增加,雖然青壯年勞動力仍是農民工的主力群體,但40歲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已持續下降。相反,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占比逐年上升,達到17.1%,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5.5歲上升到38.3歲。

  2009年

  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4.2%,約965萬人。

  2010年

  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12.9%,約3125萬人。

  2011年

  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14.3%,約3615萬人。

  2012年

  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15.1%,約3965萬人。

  2013年

  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15.2%,約4088萬人。

  2014年

  全國50歲以上農民工占17.1%,約4685萬人。(陳憂子)


“高齡農民工” 靠什么老有所依

 他們為城市建設奉獻了青春與汗水,卻未必有可靠的保障,年近退休,還常常在做重體力活兒……日前發布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在2.73億農民工里,50歲以上的占到17%,總數超過4600萬,而40歲以上的將近1.2億。

  “上有老、下有小”,強度大、收入低,風險高、保障少,是這些共同的境遇。無論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看,還是從“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的現實需要看,都有充分的理由改變他們的境遇、保障他們的權益,讓高齡農民工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是什么造成了高齡農民工的養老困局?

  一則,是歷史的因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確實經歷了一個過程。比如,第一代農民工中的不少人,上世紀90年代隨著打工大潮南下、進城,可直到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大部分才開始被納入社會保障網。這意味著,年近退休年齡的農民工里,很多人不滿15年繳費年限,無法領取養老金。未富先老,是這部分群體養老焦慮的社會大背景。

  二則,是現實的困境。有專家計算,各類保險的繳費率超過40%,不少企業因不愿或難以承受這個壓力,而沒有給予農民工到位的權益保障。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農民工,不僅“議價”能力有限,還面臨異地轉移的困難。折騰一圈下來,拿到手的可能還沒繳的多,更解決不了眼下缺錢的心慌。于是,不少人被迫選擇中斷社保,甚至棄保。本來多繳多得的制度設計,就這樣成了“能少繳就少繳”的無奈選擇。

  歷史的欠賬,不能讓歷史去還,只能從當下想辦法。這關乎基本的代際公平,也關系著經濟發展的后勁。道理很簡單,抗住經濟下行壓力,終究要靠實業;而振興實業,終究要靠工人、靠千千萬萬農民工。倘若高齡農民工們長期行走在社會保障的邊緣,勢必拉大貧富差距、產生階層隔閡。反過來,切實增進其當期收入與未來的保障,必將成為拉動內需的強大動力。

  如何應對?從技術層面講,一方面要適當調整社保繳費的費率,降低異地對接的門檻,打破城里打工的職工險與家鄉養老的居民險的界限,共同增進企業與農民工繳費養老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勞動監察執法力度,對應繳不繳的違法行為嚴肅查處,讓農民工維權的腰板硬起來,真正成為主人翁、主力軍。

  往深里說,高齡農民工的問題,本質上反映的是城鄉的差距、勞資的矛盾。當前,城鎮化率已達54.77%,可農民工及其家屬仍難享受均等服務;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連續跑贏GDP,可“養兒防老、積谷防饑”仍是一些人的無奈之選。城鄉發展一體化任重道遠,讓農民工分享紅利、收獲實惠,像城里人一樣把根扎下來,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

  夕陽無限好,人間重晚晴。高齡農民工的境遇,的確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抓住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問題,關注一線職工、農民工、困難職工等群體,要“逐步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進得來、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可創業,維護好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只有按照這樣的要求,雪中送炭,紓難解困,我們才能排除阻礙勞動者參與發展、分享成果的障礙,讓勞動更有價值、勞動者更有尊嚴,讓中國夢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充實起來、延展開來。(周人杰)


“高齡農民工”:干到何時才能安心養老?

 這個瘦小的漢子張開雙臂,鉗住一塊長方形大磚的兩端,臉一繃,將15斤重的磚摟在胸前。他彎著腰走了幾步,雙腿一較勁,又將磚放到小推車上。

  幾趟下來,他累得直喘粗氣。這個叫王濟昌的男人已經59歲了,明顯體力不支。

  他一天的工作,就是裝卸磚。每車拉6塊,每天拉50趟。一天下來,他有150塊錢收入。

  就是憑著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這個身高僅1米6的河南農民,撐起了他在商丘農村的一個家。王濟昌供養了父母、撫養了兒子。而今,已有3個孫子的他依然在工地上搬磚卸磚。盡管連胡茬都已成白色,疼痛和地下的濕氣一起,淹沒了他的雙腿,又上漲到他的腰部。

  “比在家閑著喝西北風強多了。”王濟昌嘆息道。在上海青浦區的一個工地上,還活躍著不少和他年齡相仿,甚至比他還大的農民工。

  就在不久前,王濟昌和他的老齡工友,還作為數字,出現在《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去年2.73億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占17%,總數超過4600萬,比去年多了近600萬。

  學界認為,這批“高齡農民工”,多為改革開放初期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和整個人口的老齡化一樣,進城務工的勞動力也老化了。

  我們不是想出來打工,是不得不出來

  摞了6塊磚后,王濟昌弓著身子推車。他要將磚送到50米外的地方。即便他的臉漲得通紅,速度還是很慢。以致于和他干同樣活的一名中年婦女抱怨:“你怎么走得跟個蝸牛一樣?”王濟昌沒吭聲,身體用力前傾,車子速度依舊。

  在這個工地上,這個59歲的農民工已經干了4個月。之前,他輾轉于各個工地,基本上都是干著最苦最累的活兒。

  他已記不清到過多少個工地,換過多少個城市。他甚至也記不清離開河南老家的具體年份。他只記得,當他輕快地跳上綠皮火車時,村里的墻上還刷著改革開放的標語。在那一躍之前,他是個在家務農的年輕人。

  改善生活是王濟昌外出務工的主要目標。在他的老家商丘,“六口人分了兩畝多地”,除去種子、化肥等成本,一年的收入“吃吃喝喝就用完了”。而出來搬磚,“一個月能攢下3800塊”。

  看病吃藥,是這個農民工不敢想的。一人生病,拖垮全家的事情,即使在他的村子,也不少見。因此,有什么頭痛腦熱,他基本是“挺一挺就過去了”。

  在北京某高校做保潔的一名婦女深有同感。她曾在安徽蕪湖的老家務農4年,種水稻和棉花。“一年貼了一萬多塊。”55歲的她大聲說道。

 老家在河北的另一名高齡農民工也說,自己家10畝地,一年種兩季,先種小麥,再種玉米,一年的收入不過萬把塊。

  “我們不是想出來打工,是不得不出來。”他們說,都是為生活所逼。

  5月的這一天,王濟昌拉了幾趟磚,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他弓著背拉著小推車,用滿是灰塵的手胡亂地擦了一把臉。黃色安全帽下,汗水在他黝黑、滿是褶皺的臉上流淌。“我已經老了,干不動了。”他不住嘟囔。

  即便只是在住宅小區做保安,58歲的老于也覺得有些吃力。他白天尚能靈活控制起落的電子行車桿,到了晚上卻時常看不清按鈕邊“升”“降”的小字。那名在高校保潔的高齡女工,每天“累得渾身疼”。她的夢想是當個小時工,卻因為不識字、沒法幫老人拿藥,“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

  同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偉玨認為,在農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年齡是一種重要的資本,年輕時尚有機會選擇輕松一些的工作,老了又無一技之長,就只能出苦力。

  “到了一定年齡,他可能就沒法再在這種工資比較高比較正規的行業里面就業,就進入到非正規就業行業里面。”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鄭廣懷解釋,這意味著,經過年齡的淘汰以后,不得不流入非正規行業的高齡農民工基本沒有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更無從談起,“基本上是處在沒有任何保護的狀態下”。

  第一代農民工夾在了歷史與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

  傍晚來臨,王濟昌跟在年輕人們身后,拖著腳從工地走出來。他已經一下午都沒坐下休息了。地面濕氣重,他頂多站著直直腰,從來不敢坐在地上歇息。

  只有熟悉的工頭才會愿意接收像他這樣上了年紀的農民工,讓他們做些搬建材、鏟沙之類的活兒,工資自然比年輕人差很多。

  王濟昌進上海青浦區這個工地時,也是說了一籮筐好話,工頭才同意他干活。他和工友一樣,都不敢告訴工頭自己的真實年紀,還得處處表現出身體很棒、干活不是問題。因此,即使在大熱天,王濟昌都不敢在工頭面前休息一下。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必須依法訂立并履行勞動合同,并應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

  可根據深圳一家勞工組織調查,由于需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且繳納年限需要超過15年才能在退休時申領養老金,加之農民工務工地頻繁轉換,而養老金賬戶在地方流轉的程序尚不健全,很多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的意愿并不強烈。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推算,如果完全繳納五險一金,農民工的工資可能有接近一半要充進養老金賬戶。“農民更愿意得現錢,老了怕制度靠不住。”吉林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付成也說。

  “這是一個歷史欠賬的問題。”深圳螢火蟲工友服務中心主要負責人蘇媛介紹,除早年相關制度不完善、監管力度不夠之外,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承諾降低保險繳納比例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農民工的利益被大大損害了。”蘇媛說,“第一代農民工夾在了歷史與現在、農村與城市之間。”

  “好累啊,要不是一無所有,哪個愿意打工!”這話幾乎是從曾冬蓮嘴里噴出來的。她從湖南邵陽老家到深圳打工20年,在一家玩具廠工作了整整17年。廠子2006年開始為她繳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一切順利的話,她本可能過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然而,就在她退休前一年,廠子倒閉了。按照規定,她繳費未滿15年,無法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繳費未滿10年,不能繼續補繳。曾冬蓮懵懵懂懂地下崗了,和丈夫找了清掃同一條街道的環衛工人工作,每天吸著灰塵,在穿梭的車流中,從一頭掃到另一頭。

  王濟昌和他的高齡工友一樣,從未想過自己和社會保障制度扯上關系。他也不在意這個,能讓自己順利打工,賺到現錢,就是最大的勝利。有媒體報道,有高齡農民工為了能干上活,甚至刻意將自己的頭發染黑。

  事實上,他們從沒和這個城市真正相關。盡管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車只需5元車費,王濟昌卻從沒進城去看過:“看有啥用,啥都買不起,啥都帶不走,咱跟人家上海沒啥關系。”

  下班之后,他們津津樂道的,是住在城里的兒女。

  王濟昌的兒子要在城里買房。“房價太貴了,作為家長我必須要支持一下他,不能讓孩子怨我。”王濟昌抱起一塊磚,從牙縫里擠出這句話。

 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時候,才能安心養老

  王濟昌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糾結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他已經59歲了,甚至做完這份工作后,能不能再找到工作,還是一個問題。

  他盤算著另一筆賬:盡管自己在用工單位沒有參保,但從60歲起,他每月可在老家領取70元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當然,前提是他的子女需要參保。保費分100~800元八個檔次,多繳多得,繳費滿15年后,可享受養老金。

  這名高齡農民工清楚,等他干不動了,回到村子,每月70元,“不夠給孫子買糖吃的”養老金,將是他全部的養老保障。他的一名工友也是如此。不過,這名工友打算讓子女們停掉這筆“賠錢”的“買賣”:“現在物價漲得這么快,隨便到超市買點東西都要二三百,15年后每月70塊錢能干嘛?不如現錢花著實在。”

  與王濟昌的這名工友相反,一名高齡女工非常看重農保。得知多繳多得,她一度想每年交1000元,結果被鄉親“一語驚醒夢中人”:“你要是活不到60歲,不是太虧了嗎?”她想想有道理,就隨大流選擇了100元的最低檔。

  除了新農保,農民工還可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種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在住院時才能發揮作用。因此他們有小病不舍得去治,偶爾買“十幾塊一匣子”的藥,實在燒得厲害才去小診所掛個吊瓶。

  “感冒發燒吃啥藥啊,那算病么,不理它自己就好了,咱農村人小時候生病誰吃過藥?”建筑工地上的工友們講究活得“自在”。一名農民工指著自己的“酒杯”——實際上是半個礦泉水瓶——對記者說:“我每天喝8兩黃酒,解乏。”說完后一飲而盡。

  保安老于煙酒不沾,“給自己攢養老錢”。他現在月工資2000元,和7名工友一起住在小區地下室。他從沒想到自己會出來打40年工,“最早就是為了蓋房子娶媳婦。” 站在小區門口,一身保安制服的老于堆起滿臉的皺紋笑著。

  那名女工笑說等到干不動的時候再“退休”,回家種地。現在“還有力氣,還想干”。說著就動手收拾這一天在樓道里撿來的瓶子,然后一手提著一個黑色垃圾袋,走進了北京的大雨里。

  蘇媛還記得,有工友告訴她,不同階段出于不同的原因留下來,蓋房子、孩子讀書、然后老人又生病了。“一不小心就過了20年。”那位工友對她感慨道。

  “前面是迷茫的,高齡農民工幾乎沒有保障。”同濟大學教授朱偉玨說。

  另有學者認為,得益于“可逆的城市化”,農民工年輕的時候可以進城務工,年紀大了還可以回家務農,所以在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情況下,我國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換言之,在建設了城市一輩子以后,高齡農民工們最終很可能不得不回歸農村,依靠土地謀生。

  王濟昌及工友顯然考慮不了那么多。他們最終還是選擇回到老家,度過余生。 “國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生活還是要自食其力,中國那么多人,政府怎么養得起。”他的一名工友說。

  另一名工友則不滿:“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時候,才能安心養老。”


高齡農民工養老欠賬怎么還

  經濟發達地區當年利用了農民工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今天在這些農民工老來無依靠的時候,應該有責任反哺他們。

  按照我國的現行規定,企業男性職工年滿60周歲、女性職工年滿55周歲就可退休,身體出現疾患喪失勞動能力的還可提前退休。退休以后,他們可以從社保基金領取養老金,安享晚年。但是,目前有一批農民工,盡管已屆高齡,卻難以結束打工生活,他們仍須通過打工來為自己掙錢養老,“退休”一說與他們無緣。

  這部分仍然活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高齡打工者,大多來自農村,具有農民工的身份。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國家已經實行改革開放,他們得以走出農村進入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沿海地區大量崛起的民營企業,廣泛使用了這些來自外省的農民工,獲得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企業發展了,當地經濟也發展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分將大好年華投入到打工生涯的農民工卻在漸漸老去,他們的養老問題也隨之凸顯。

  最近一二十年來,國家加強了對農民工權益的保障,農民工已被納入到了社保系統,企業在招收農民工以后,必須為其繳納養老、醫療等基金,農民工已經開始與城鎮職工一樣享受到基本的養老保障。但是,這一制度改革的紅利更多是由年青一代農民工所享受,而且由于他們目前還未到退休年齡,因此他們所繳納的養老保險,就目前來說還更多的是用作基金的支出統籌。對于那些已經到了需要使用養老金年齡的老年農民工來說,由于年輕時養老保險制度尚未建立,導致其或者沒有建立起養老金賬戶,或者即使在后期參與了社保,也由于繳費年限過少而不足以領取養老金。

  對于一些經濟發達的省份來說,農民工對當地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這些地方的省份可以建立專項基金,向內地省份轉移支付,再由內地省份向長年在外打工,年老后回到家鄉的人群支付養老金。經濟發達地區當年利用了農民工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今天在這些農民工老來無依靠的時候,應該有責任反哺他們。當然,這些農民工年輕時打工的情況千差萬別,建立一對一的欠賬償還機制還缺少現實操作的條件。但是,只要有這樣的心意,地方政府就可以集思廣益將這項制度逐漸完善起來。

  目前,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越來越多的城鎮職工年紀還不大就加入了退休者隊伍,這與近4700萬高齡農民工為了養老而仍在孜孜勞動形成了強烈對比。因此,建立對這些高齡農民工的養老償還機制,不但能讓他們無后顧之憂地結束打工生涯,還可以為城市人口騰出就業崗位,使社會就業形成以年齡為基準的良好階梯結構。


戶籍制度停滯是高齡農民工問題根源

據中國之聲《央廣夜新聞》報道,近期,高齡農民工工作條件艱苦,普遍缺乏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的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央廣夜新聞》觀察員潘采夫認為,高齡農民工得不到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根源在于戶籍制度改革的滯后。

  潘采夫:“媒體口中的人口紅利,二三十年來的人口紅利吃完了,要改變生產結構。他們說的人口紅利這么一個沒有感情色彩的數字,這四個字的背后,實際上是一代農民工的慢慢變老,而且這一代是被吃了紅利一輩子的農民工,到現在也沒有自己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劇,我覺得問題的根子實際上還在于戶籍制度改革出現了停滯,沒有進行一個徹底的改革。不管城市和鄉村所有人只要你超過六十歲就有若干相同數字的養老數目,我相信就不會再有養兒防老這種事情的發生,老人的觀念會得到很大的改變。”

  《央廣夜新聞》觀察員朱煦則補充道:“我想改變不了老人們還要繼續工作的現實,那就在他工作的當中,給予他更好的待遇和保障,這是我們很現實的做法。”


高齡農民工養老保障亟須完善

  高齡農民工問題近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根據國家統計局4月29日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50歲以上的農民工比重上升至17.1%,絕對數量高達4685萬人。這是一個龐大的數據,也意味著一個龐大的群體。

  由于缺乏完善的養老保障體系,他們無法退休,難以退休。這一群體大多數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左右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工,伴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也老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浪潮中,他們曾經奉獻過青春、揮灑過汗水,他們中間也曾涌現過經濟英雄、創造過財富神話,但更多的甚至是絕大多數第一代農民工,都不得不選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奔波勞碌。許多時候,生活并不是霓虹燈下的愜意,而是無奈的選擇、默默地承受,乃至于像一些高齡農民工那樣百般艱難才得到一個打工機會。這是為什么?

  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農保實施的不盡到位。2009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3年后基本實現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推動速度之快、覆蓋面之廣,可謂世界養老保障史上的奇跡。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即“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可以說新農保的全面鋪開有力地緩解了我國農村養老保險難題。但是,我國農民人口基數太大,不可能照顧到方方面面。新農保中設置的15年累計繳費期限和相對較低的發放水平,便讓一部分農民工特別是高齡農民工望而卻步。這些高齡農民工以往繳養老保險情況少,在接近60歲的時候又難以滿足15年期限,即便允許補繳,但這一筆費用對他們而言拿出來也未必那么容易。

  高齡農民工在我國新農保、新農合、城鄉養老保險中的尷尬地位是一種現實存在。不少高齡農民工由于缺乏有力、可靠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在打工和務農之間依然存在收入剪刀差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繼續打工。由于年齡限制,他們打工的選擇面也十分逼仄,基本上是臟苦累的工作。高齡農民工缺乏教育、缺乏技術,他們由于各種政策的原因總是“趕不上趟”,錯失了一個又一個的政策福利機會。這是不是他們的錯?不是。這是歷史欠賬。

  歷史欠賬終究是要還的。近4700萬的高齡農民工,也意味著極其龐大的養老保險支出。每過一年,數據都有可能增加,農村養老困境會進一步凸顯。這么一大批高齡農民工,多數還是會選擇回到農村養老,那么,誰來負責他們的養老問題,怎么樣緩解,有沒有機制解決當前他們的選擇困境?筆者認為,首先是要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銜接問題。建立全國層面的養老保險流轉機制,通過增加養老保險流轉的順暢性,讓農民無論在何處打工也都能享有養老保險金賬戶。其次是對高齡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提出一些補充說明,通過“補充”來化解高齡農民工繳費難、發放低等難題。“補充說明”的錢可以從社保基金、養老基金等賬戶的運轉盈利中解決一部分,也可以從農民工流入地財政中想辦法專項支出一部分。再次是有針對性地加大對高齡農民工的人文關懷和繳費鼓勵。比如給予公共交通乘車優惠等,這筆錢雖然不多,但精神激勵意義不小,讓高齡農民工感受政策福利落地,這種有尊嚴的感覺也很重要。

  通過消弭政策福利的真空地帶,想方設法讓社會中每一個階層都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挑戰固然存在,價值不容小覷。(周虎城)

發布人:fanyime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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